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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娇圈养计划 军婚绵绵:首长,体力好_克莉丝多的秘密

“你愿意嫁给我吗?”

“不。我们分开吧。”

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都以为我对安德烈·博尔内情深似海。是因为他是这些年来走到我身边“唯一”一个男友吗?

可是这什么都不能代表啊。

我迷惑不解地打量着他。这一次的求婚他没有单膝跪地。平等的高度,只隔着一张小茶点桌的距离,使得对视避无可避,他面部肌肉的每一丝抽动、眼神的每一点闪动,都在这样的对视中无可遁形。

戒指还是上一次的戒指。第二帝国时期的水滴形祖母绿,在戴高乐执政时期被重新镶嵌过,虽然是有了年头的旧东西,却透着股特别的雅致韵味,尤其那块翠色|欲滴的祖母绿,和我的眼睛正相配。

人似乎也还是上次的那个人。金褐色的头发依然干净清爽,钢蓝色的眼睛……不,不对!

他身上那种年轻向上的朝气已经消失了。

——最吸引我的那部分特质,不在了。

我微微睁大了眼睛。

真奇怪,我怎么会差点同意了这个人的求婚呢?

过去半个月,我的经历充满戏剧性——坏的那种,安德烈·博尔内也不遑多让。

他那位在热尔省出了车祸的堂兄不幸身亡,葬礼结束还不到二十四小时,臂上的黑纱还未解下,家族中一言九鼎的掌权人已经开始冷酷地考虑起得失。

是的,博尔内并不是一个稀有的姓氏,难道如果有个英国人自我介绍他姓布朗,我就要猜测他是首相的亲戚吗?我自然而然地没有多想。

更何况,不论是我还是博尔内,我们都是早已独立多年,足够为自己负责的成年人。我知道他父亲在五年前已经去世,尚在人世的母亲常年在苏黎世疗养。成年人的爱情需要更多的理由吗?他的肉|体足以吸引我,精神足以愉悦我,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足够轻松愉快——这不是刚刚好吗?

可是现在我知道了,我就不愉快了。我知道了博尔内的伯父是个政客,不过运道平平;他堂兄倒似乎颇有天赋,可惜天不假年;对了,他还有个姑妈,伊丽莎白·博尔内,现任巴黎市政厅的城市规划总监,为了服装周的琐事我还和她有过数面之缘!

我听着他给我背家谱,心中没有半点怒气。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即将被“逼迫”着走上仕途的男人竟然如此浅显易懂,我诚心诚意祝愿他日后不要被自己的政敌也这么轻易地看透。

他的家族并不赞同他和我结婚。

而他希望我怀着对他的爱情如同殉道一般嫁给他,为他奉献!

我不懂政|治,但我非常明白政|治家是个什么玩意儿。

我的父亲是白手起家,我的两个哥哥年少时大概还有那么一段艰苦的记忆,然而当我出生的时候,父亲的珠宝帝国已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庞然大物了。

每当大选的年份到来的时候,我们家都门庭若市,在英国,工|党,保|守|党,自|由|民|主|党这三个是大头,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小派别,为了竞选资金、选票支持,大大小小的政客都会频频登门,参加一场三到五个小时的酒会,虽然我父亲可能只有平均十五分钟的时间分给每个人。

我的母亲会在宴会厅里招待宾客,容光焕发,言笑晏晏。直到客人走后,我光着脚跑到起居室和母亲说话,换上了家常衣服的母亲会一边训斥没提醒我穿上鞋子的女仆,一边轻蔑地说,“克莉丝,你还太小,这样的场合你不必下去。你不需要嫁给今天到场的任何一位客人。”

政客的妻子是什么?是背后默默奉献的支持,是恰到好处会笑会说话的摆设。如果我是那样“恰到好处”的一个人,我就不会是今天的我了。

我母亲已经做了一辈子背后的女人,我是她的心中珍宝,梦想延续。从来没人能无视我的个人意愿逼迫我做任何我不情愿的事情,一向都只有别人和我妥协的份。十六岁时一个人跑到意大利读设计时是这样,决定生下安迪的时候也是这样。

我简直没办法想象,我要被一群顽固不化的法国佬背地里叫着“那个英国女人”;会有一个选举团队设计我的每一次出行的衣着发型,要端庄、沉稳、知性、大方;要把我的安迪拉出来在镁光灯下和博尔内合影,连篇累牍地宣传他们是多么的情同父子;我上司的妻子会婉言劝说我给我的品牌请一个职业经理人打理,而我应该把精力放在家庭上,至少也应该在某个非营利慈善组织里工作——“因为选民心理还是普遍倾向于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”……

我宽容、柔和地笑了。

他真天真。

我的笑容也许给了他某些错觉。他急切地叫着我的名字:“克莉丝——”

“安德烈,你知道一个政客需要的妻子应该是什么样子的;而我也知道。”我慢慢地说,态度温和得就像在说服我手下最桀骜不驯的设计师,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
“……你真的不难过吗?”伊莎贝尔怀疑地看着我,“毕竟是我们共同的学生时代之后你正式交的第一个男朋友,我以为他多少会有点特别。”

“特别?也许有吧。特别巧。”我漫不经心地摆弄着周末新做好的指甲,“前几年我哪有心情找男朋友啊?和安迪一起挤出来半个周末去做社区服务都得调整半个月的日程表。去中国设厂那会儿坐在飞机上的时间都要拿来画设计图。去年算是步入正轨了,安迪也上学了,我这才空出时间拿来谈场恋爱放松心情啊。”

“可是……可是你上一次告诉我的时候,我以为你的意思是如果安迪同意你就要嫁给他!”

“没错呀。”因为想到了自己的错误,我难免有点低落,“我以为我和他是一种人。我以为我们都清楚自己要什么,也明白自己为此需要怎么做。你不懂得,像我这种人需要一点仪式感!如果不做一点改变,我不会往前多走一步的。”

“一点改变?例如结婚?”

“是啊。”剖析得越深,我的厌倦感就越发深厚,“我以为那是我们的默契了。”

“可他不是。”

“对,他不是。那一天他就坐在你现在的位子上,和我说他家里人需要他投身政界,政治家族的生命力容不得断层什么的。你明白吗?他是‘被迫’的,他选择了屈从;他明知道我不会去做政客背后的女人,却还不想放弃我,寄希望于我怜惜他的无可奈何,然后受某种高尚精神的驱使嫁给他!于是我明白了,他真是个天真软弱的可怜虫。”

伊莎贝尔揉着额头,嘴里叫着:“停!我觉得哪里不对。你快要说服我了,但我就觉得哪里不对。我得想想。”

我把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,比在嘴上,做出拉拉链的动作,配合地给出她思考的空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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